美国是全球领先的生猪养殖国家，其产业上下游整合程度及规模、技术、管理等等领域都大幅领先我国市场，在期货行业也于多年前便有了许多探索。
美国生猪期货发展过程
美国是全球领先的生猪养殖国家，其产业上下游整合程度及规模、技术、管理等等领域都大幅领先我国市场，在期货行业也于多年前便有了许多探索。
第一阶段：冷冻猪腩期货
上世纪60年代之前，美国生猪养殖行业仍以散户为主，与我国现状相似，受猪周期影响较大，价格波动剧烈，市场急需一种风险管理工具帮助他们应对变化无常的猪价和库存中加工成品的价格风险。同时，美式饮食对于培根即猪腩部位有较大需求，叠加现代化冷冻设备的发展及物流水平的显著提高，市场具备了推出期货的基础。因此芝商所（CME）于1961年推出冷冻猪腩期货合约，以实物形式交割。但是由于冷冻猪腩参照现货市场的季节性，合约设置为2-8月，随着社会发展，培根逐渐成为全年食品，消费者对于新鲜猪腩的需求提升，猪腩价格的季节性逐渐平滑，冷冻猪腩期货合约的对冲功能被大幅削弱。2011年，CME宣布由于长期缺乏交易量，冷冻猪腩期货退市。
第二阶段：活猪期货合约
1966年，CME推出了活猪期货合约，主要为了弥补牲畜类商品不耐长时间储藏的问题。其交易单位为20000磅，方式为实物交割，标准为USDA公布的一号、二号和三号阉猪和小母猪，随着市场需求提升，至1991年交易单位定为40000磅，和其它活牲畜期货交易单位一致。进入80、90年代，生产商和包装商常因生猪标准产生分歧，当使用生猪体重交易时，生产商可能需要提高价格以弥补市场远、运输过程长或交易时间长导致的生猪体重下降的问题，在此过程中，生猪市场由现金交易逐渐过渡为合同交易，而交易对象也逐渐由活猪过渡为生猪酮体。1980年仅8%的生猪是根据酮体重量出售，但到1999年，已经有75%交易是基于酮体标准。对应的市场对于生猪酮体期货的需求增加，对活猪期货需求减少。
第三阶段：瘦肉猪期货合约
为了适应现货市场的发展，1996年，CME将活猪期货改为了交易标准为生猪酮体的瘦肉猪期货，期货价格基于瘦肉猪指数。大部分包装商会根据生猪酮体提供一份标准更加详细的生猪数据报告，生产商可以进一步了解市场要求，并根据报告挑选配种更合适的猪，而包装商可以更直观地了解到不同农场猪肉的质量特点。生猪酮体基础价由市场供给关系决定，然后再根据猪的肥瘦度和交易合同要求的重量调整价格。同时，1999年颁布的牲畜报告法案（Livestock Mandatory Reporting Act）要求主要包装商每天向美国农业部（USDA）报告两次公司购入的生猪价格数据，也让生猪酮体市场定价更加规范。
进入21世纪，随着CME对瘦肉期货合约不断改进，其交易量不断上升，目前CME的瘦肉猪期货成交量排在CME上市交易的畜产品中第二位，仅次于活牛。
美国猪肉进出口情况
出口市场：
美国进入国际猪肉市场的时间相对较晚，1995年成为猪肉净出口国，2000年后成为主要猪肉出口国，位列全球前五。上世纪80年代中期后，美国大量的小型养殖场被合并或不敌风险退出市场，行业逐渐由大型养殖场主导。这种结构上的改变使得全年加工量更能适应市场的周期性及价格变化，抗风险能力增强，进而有能力提高产量。生产力的提升促使美国猪肉出口在全球份额不断提高，从1990年的2%提升到2016年的21%，2010年起，美国每年平均向国外市场出口超过50亿磅（酮体体重）的鲜猪肉和冻猪肉。
美国商品猪肉的主要出口市场是墨西哥（占美国出口量三分之一），日本，中国（包括香港地区）和加拿大，这四个国家占美国猪肉出口的75%。而国外市场主要竞争来自欧盟，加拿大和巴西。
墨西哥于2015年成为美国出口量最大的外国目的地，其对美国猪肉需求的增加反映了当地收入水平提高和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2016年，墨西哥占美国猪肉出口的31%。
日本同时从美国进口新鲜冷藏猪肉和冻猪肉，其国内新鲜猪肉主要便由美国提供。日本冻猪肉主要供应来自欧盟，其次是美国和加拿大。进口新鲜猪肉（高价部位如猪腰肉）一般通过日本零售渠道销售，而冻猪肉块（无骨五花肉和猪肩肉）则作为深加工猪肉产品原料使用。
近些年中国（包括香港地区）成为美国重要的猪肉进口国。自2010年，中国（包括香港地区）一直都是美国第三或第四大猪肉买家。环境政策上的限制、产业发展现状、贸易格局以及疫情影响刺激中国从美国进口更多猪肉。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合作伙伴加拿大是美国商品猪肉的重要买家。近年来，加拿大得益于与美国猪肉产业靠近，且边境限制很少，同样是美国猪肉的第三或第四大进口国。
进口市场：
随着全球猪肉贸易额放大，而美国进口量下降，美国在全球猪肉进口量中所占的份额也出现下滑，目前占比少于10%。大部分美国进口猪肉来自加拿大和欧盟，而近年来加拿大更是成为美国主要供应商，占比达到80%，而欧盟对于美国的出口则明显下滑。究其原因，一方面加拿大产业的发展和扩张能够提供足够的供给，另一方面，各种因素（如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运费等等）使得加拿大猪肉到美国的成本更低。但是，由于欧盟是排骨和其它特殊猪肉块的低价供应商，因此仍在美国进口猪肉市场有一定地位。
近年来，美国从加拿大进口越来越多的生猪（仔猪和大猪），主要原因在于加拿大政府取消了一系列补贴，而下降的补贴导致美国对加拿大进口生猪的反补贴税减少，为加拿大猪肉产业扩张创造了很强的动力。而在美国“玉米带”，诸如屠宰能力，粮食供应，以及有利的环境法规等等都为加拿大小猪的到来和育肥提供了条件，因此产生了美国对加拿大饲猪的重要需求，而这个趋势预计还会继续下去。
生猪企业数量逐渐减少，但规模越来越大，这种集中度的体现使得环境问题成为公共政策的关注重点。随着动物密度增加，政策上对空气、水质、从业人员健康和垃圾管理的关注也与日俱增。在生猪生产密度最大的地方，人口密度也在上升，这些趋势预示附近居民和生猪养殖场之间对于空气、水污染和其它有关的环境问题上会有越来越多的冲突。
环境保护局（EPA）提供国家有关动物养殖（包括鱼和其它水产）的相关要求。EPA颁布和执行的牲畜污染的相关规定，如畜禽高密度养殖场的操作规定。很多州和地区都有对与畜禽养殖场相关的操作要求，以及对空气污染、垃圾处理和水质方面的规定。
农业政策已逐渐延伸到了贸易领域。农业是世界贸易组织谈判协商的重点之一，除了市场自身力量，卫生和农产品检疫规定，配额和其它政策也会影响畜禽商品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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