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姜超，来自海通证券，原文标题《二孩也拯救不了出生率？——出生率低迷的前因后果》
人口是决定经济发展最重要的长期变量之一，而出生率则是影响人口结构变化的关键。近年来，我国结婚率持续下滑，而放开二胎也未能提振出生率。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哪？低迷的出生率又将如何影响我国经济的长期发展？
1. 结婚率下滑，出生率低迷
近几年我国结婚登记人数持续下降，但总体数量仍然不低。2000 年之前我国每年结婚登记维持在 900 万对左右，自 2005 年以来登记人数持续上升，但是近几年登记人数又不断下降。2017 年我国结婚登记 1063 万对，相比于 2013 年登记人数最高峰已经下降了超过 280 万对，但是仍然高于 05 年之前的水平。
更值得关注的是结婚率的持续下滑。与结婚登记人数下降相对应，2013 年以来我国结婚率也从 9.9‰的高点下滑至 7.7‰，已低于 90 年代的平均水平。而离婚率自 2000年以来反而持续攀升，2017 年已经达到 3.15‰的历史最高值。结婚率下降和离婚率上升的趋势反映出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单身。
分省市来看，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省市结婚率较低。根据统计局 2016 年的数据，我国结婚率分布并不均匀，最低的上海结婚率仅为 5.2‰，而最高的贵州结婚率则高达12.7‰。结婚率最低的 10 个省市中，除了江西和河北以外，其余城市人均 GDP 均超过5 万元，特别是上海、天津和北京的人均 GDP 超过 10 万元。而在结婚率最高的 10 个省市中，只有江苏、重庆和宁夏的人均 GDP 超过 5 万元，部分省市甚至不到 4 万元。
除了结婚率下滑以外，我国出生率已经在低位徘徊十几年。自 1988 年以来，我国出生率就从 23.3‰持续下降，并在 2010 年达到 11.9‰的历史最低位，累计下降幅度接近 50%。尽管随着双独二孩、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政策的推进，近几年出生率有所回升，但是相比于之前的下降幅度来说反弹程度非常有限。
实际上，如果不是二孩政策放松后的对冲，出生率可能会进一步下探。如果将出生婴儿进一步分类，可以发现一孩的生育率仍在持续下降，而二孩的生育率在最近几年有了明显的上升。特别是 2017 年二孩出生数量上升至 883 万人，占总出生人口的比重达到 51%，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全面二孩政策的促进，实际出生率或会大幅下跌。
而分省市来看，东北三省出生率最低，三大直辖市紧随其后。2017 年东北三省的出生率均不到 7‰，位列我国出生率最低的前三位。天津、上海、北京三大直辖市紧随其后，其出生率均低于 9.5‰。在未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的 13 个省市中，大部分省市均属于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区域，呈现了与低结婚率相同的特征。
2. 原因：适龄人数少，生活成本高
为何近几年我国结婚率不断下降？我国结婚率的下降主要源于我国人口结构变化，同时也与经济发展加速和结婚成本快速上升相关。
具体来说，90 年代初我国出现了出生人口的断崖式下跌。由于计划生育的严格执行，1991 年开始我国出生人数出现大幅下跌，90 年代年均出生人数相比于 80 年代少了 500 万人，1997 年出生人口甚至一度跌至 1400 万人。
90 年代出生人口减少导致目前适龄结婚人数下降，是结婚率下滑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根据我国结婚登记年龄层分布来看，目前我国结婚主要年龄段是在 20-29 岁，占比超过 60%。而 20-24岁是近几年结婚登记人数下降的主要年龄层，2016年相比于2013年下降人数达到 351 万人，占总下降规模比重达到 86%。按照年龄推算，目前 20-24岁年龄层正好对应 90 年代初出生的人，这说明出生人数断崖式下跌对结婚率的影响其实才刚刚开始。
而经济的不断发展也推动了单身人数比例的增加。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各行各业的工作强度也在不断增加，特别是一二线城市加班加点成为常态，这就导致大量适龄年轻人缺乏足够的时间去寻找合适的对象。另一方面，经济的发展程度越高，居民生活越发多样化，对不同现象的包容度和接受度也越高，因此许多人可能更加注重自己的生活质量而选择单身。
此外，越来越高的结婚成本，特别是不断高涨的房价，也使得结婚不再成为一件容易的事情。结婚成本主要包括新房、礼金、酒席、婚戒、婚纱照、蜜月旅行等等，其中后几项的开支均要上万元，而酒席和礼金支出则可能达到十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我国的传统观念结婚需要有新房，除去花费数万元的装修、家电和家具以外，光房产购臵费用已经水涨船高。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5 年以来我国多地住宅价格涨幅超过人均可支配收入涨幅，况且实际感受到的涨幅差距可能还远远大于统计数据。
由于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工作强度更大、对单身容忍度更强、结婚成本也更高。因此，以上两点实际上也可以解释我国不同省市结婚率的差异，即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结婚率较低。
而结婚率下降会直接导致出生率下降。由于我国传统观念提倡先结婚后生子，而非婚生子落户需要交纳高额的社会抚养费，因此我国出生率与结婚率直接相关。2002 年前，出生率与结婚率均出现下降，其中结婚率和出生率相比于 1987 年的高点分别下降0.2 和 1 个百分点。
但是 2002 年之后出生率下降更多的是因为大家不想生。2002 年之后，尽管结婚率有了大幅提升，但是出生率仍然持续低迷。出生率和结婚率的背离主要原因是生育率仍然没有反弹，这也意味着虽然结婚率上升了，但是结婚以后选择生孩子的家庭减少了。
那么为什么大家选择不生或者推迟生孩子？
一方面，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较高，这意味着女性生育机会成本较大。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2017 年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为 61.5%，仅次于越南，远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也远高于主要发达国家。由于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较高，因此大部分育龄女性往往都会面临职场上的工作压力，为了自己的职业前途，大家会选择推迟生育甚至错过了最佳生育时间。
同时，双职工家庭也使得小孩看护问题凸显。女性劳动参与率较高意味着大部分家庭夫妻双方均在职工作，这会导致生育过后将面临照顾小孩的时间和精力不足的尴尬状况。对于在一二线打拼的年轻人来说，孩子如果由父母照顾，则会存在留守儿童问题或者因为父母过来生活而增加生活负担；而如果由夫妻一方照顾，那么势必需要在工作上有所妥协，也会减少收入来源。
另一方面，不断上涨的育儿成本也导致现在的年轻家庭推迟生育或者选择不生。怀孕期间涉及的产检和生产费用从几千到几万元不等；0-3 岁需要支出奶粉、日常用品、早教和保姆看护费用，因人而异至少也需要好几万元；进入幼儿园以后，普通幼儿园托管费加饭费大概 7000-8000 元/年，而如果要上私立幼儿园或者幼儿兴趣班则三年总体花费可能超过 10 万元。
孩子进入学龄阶段的花费则更大。以上海为例，如果选择公立学校则需要购买学区房，大部分学区房价格远超周边非学区房房价，一套房子的学区溢价空间少则几十万元多则几百万元。而如果选择私立学校，除了高昂的学费以外，家长还需要在课余时间加大补课投入以帮助孩子从激烈的入学考试中脱颖而出，而课外补课费用又是一笔巨大支出。
分区域来看，经济发展程度越高的地区女性劳动参与度也越高，同时育儿成本也越大。因此，以上两点实际上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我国经济越好的地区出生率越低，而东北三省出生率低下可能与年轻人大量流出关系更大。
如果未来全面放开生育限制，我国出生率或许有所回升，但是持续低迷的状态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一方面，90 年代后出生人数的减少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导致适龄结婚和生育人数的下降，对出生率产生硬性约束。另一方面，目前女性职场压力、看护时间、育儿成本等问题都没有得到明显改善，仅仅开放生育限制难以有效刺激居民特别是一二线城市居民的生育意愿。
目前我国出生率已经处于世界较低水平，我们需要警惕出生率低迷的现象。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全球出生率分布也显现出低收入国家出生率较高而高收入国家出生率较低的现象。2016 年我国出生率为 12.95‰，尽管与发达国家相比不算太低，但是我国出生率排在发展中国家末尾，也小于全球平均水平 0.6 个百分点。
3. 影响：人口红利消退，老龄化加速
8 月末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民法典草案中婚姻家庭编不再保留计划生育有关内容，被视为全面放开生育限制的信号。而近期各地也纷纷出台鼓励生育措施，其中辽宁省在《辽宁省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 年）》中提出将探索对生育二孩的家庭给予更多奖励政策。湖北咸宁市出台《关于加快实施全面两孩配套政策的意见》鼓励有条件的单位延长二孩产妇产假时间，加大对二孩及以上家庭的保障力度。而陕西省发布《陕西省 2017 年人口发展报告》提出要通过对生育进行补贴等奖励措施提高生育意愿。
为什么近期各地政府纷纷关注生育问题？因为出生率低迷将导致人口年龄结构改变，对经济的长期发展有非常直接的影响。其一，出生率低迷将导致未来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下降，人口抚养比上升，这意味着人口红利逐步消失，社会老龄化加速。其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将影响消费结构，而消费结构又决定了经济发展结构。
具体来说，人口红利的消失会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以日本为例，日本落入失去30 年的陷阱固然与 80 年代日本政府一系列错误决策相关，但日本人口红利减少也是经济难以重现高增长的原因之一。从 90 年代初期开始，日本 15-64 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就从 69.9%的高位持续滑落至 2018 年的 60%，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下降使得社会劳动力资源减少，导致国内经济活力下降。
而目前我国已经面临人口红利减少的问题。我国 15-64 岁年龄人口数量自 2014 年开始下降，而占比则从 2010 年就开始持续回落，2017 年相比高点已经下滑 2.7 个百分点。过去 30 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不仅得益于改革开放也得益于人口红利释放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和强劲的消费需求，人口红利的减少意味着我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减弱。
同时，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并且老龄化有加速迹象。根据联合国标准，65岁以上人口占比达到 7%的国家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而我国在 2000 年 65 岁以上老年人占比就达到 7%的标准，并且近十年这一比例每年增长 0.3 个百分点，远高于之前的上升速度。
老龄化加速导致老年人抚养比持续上升，加重家庭和政府的养老负担。随着 65 岁以上人口占比持续上升，我国老年人口抚养比也从 2000 年的 10%上升至 2017 年的近16%，这意味着之前是 10 个劳动力负担一个老人，而目前是 6 个劳动力负担一个老人。老年人口抚养比的上升一方面会加重家庭的养老负担，挤压家庭消费；另一方面也会增加政府的养老支出，加重财政负担，目前我国已经有 7 个省市的养老金当期结余出现负增长。
未来人口红利减退和老龄化加速的问题会愈发严重。实际上，目前我们遇到的人口红利减退和老龄化加速问题均是 80-90 年代出生率下降的结果。考虑到目前我国的年龄结构分布，到 2030 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可能会进一步下滑超过 5 个百分点。而如果当前出生率不能提升，那么等到目前占比超过 17%的 40-49 岁年龄段人口步入老年，我国人口红利还会进一步减退。因此，结婚率和出生率双低问题实际上已经非常棘手。
既然人口老龄化问题几成定局，我们就需要注意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结构的影响。不同的年龄层对消费的需求不同，老年人消费更侧重医疗，而年轻人和中年人消费更侧重房子、汽车等耐用品。同时，人口红利的减少意味着一国经济发展必须从依靠廉价劳动力转型成依靠科技研发。
医疗服务扩张，高端制造业增长强劲，传统制造业低迷。还是以日本为例，随着日本老年人口占比越来越高，日本的医疗保健就业人数快速增长，反映出该行业不断扩张。同时，日本的科学技术、制造业、医疗保健和信息通讯等行业增加值增速靠前。而对制造业进一步细分可以发现，以电子通讯设备、电气机械和运输设备为代表的高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强劲，而纺织服装、石化、金属制品等传统制造业增加值则出现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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